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乡村治理路径探析
2020-01-08 07:32 浏览人次：
“农，天下之大业也。”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方面，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能否在整体上由“速度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关系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能否高标准高质量实现。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其中，“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处于基础性的地位。乡村是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我们有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有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有亿万农民的创造精神，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撑，有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有旺盛的市场需求等。借助于这一系列优势，夯实乡村治理这一基础，推进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谱写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具有新时代意义。
一、乡村治理有效的内涵
乡村治理指的是在农村中以乡镇政府组织、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民间自治组织等多样化的组织网络为依托,是回应农村各种公共问题,提供农村公共服务,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升农民福祉与公共利益的过程。
围绕着乡村治理的内涵，笔者认为乡村治理有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治理主体多元化。既包括制度性的主体，如乡镇政府、村“两委”，也包括非制度性的主体如参事会、理事会、驻村工作队、监委会、社工组织，意味着乡村治理多方参与。第二、治理方式民主化，吸引越来越多的村民参与治理过程中，意味着协商共治，着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机制。第三、治理效果可视化，展现出村强民富景美人和的景象，让广大农民群众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有效乡村治理的时代意义
（一）乡村振兴战略贯彻落实离不开乡村治理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之后，在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也多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于如何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党中央、国务院制定并发布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对于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系列重大部署、系列顶层设计、系列重大行动安排，为新时代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提供了助益，足见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意义。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包括很多方面，既包括乡村产业、乡村文化、乡村人才等方面的振兴，也包括乡村治理的有序。因此要想顺利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加大对乡村乱象的治理，实现有效治理。
（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呼唤有效乡村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乡村最为突出。为适应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需要，必须不断补齐乡村发展中的短板以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虽然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于乡村治理进行不断的探索并提出一系列的措施促进乡村稳健发展。然而在乡村仍然存在着各种各样问题，比如非法集资、宗教势力强等状况下，必须通过切实举措破解乡村治理领域存在的问题，给广大农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环境，以适应新时代主要矛盾转化这一现实。
（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需要有效乡村治理
判断一个地方是否治理有效，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民心要相通，也就是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有所增强。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体现了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维护人民权益。“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发展的短板，广大农村群众在社会保障、基础教育、医疗健康等领域还存在着不少短板，乡村治理体系还不够完善，存在一些村霸等侵袭人民利益的行为，这表明农村居民的利益需要更好地维护必须从根本上补齐这些短板。因此，进入新时代要想实现乡村振兴必须建设现代化乡村治理新体系。
三、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促进有效治理建议
（一）坚持党建引领，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办好农村的事情，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党。党的领导是我们乡村治理有效的根本和基础。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的基础，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坚强战斗堡垒，是实现治理有效、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一是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实施“农村带头人”整体优化提升行动，吸引高校毕业生、机关企事业单位优秀党员干部、退役士兵等到村任职，选优配强村党组织书记。近年来，滨海县牢牢抓住村干部这个龙头，通过邀能人返乡、选贤人治理、派干部驻村，建强“领头雁”队伍。同时加强村干部的教育培养工作，注重组织培养，强化党性教育、法治教育、公仆意识教育，加大选拔和培养基层干部的力度，培养党员干部乡村治理的综合能力和素质。二是建立激励保障机制。经济上，提高村干部报酬，建立村干部报酬持续增长机制。滨海县近3年新增投入1.12亿元，大幅提高村干部报酬，建立村干部报酬持续增长机制和养老保险制度。除基本报酬外，年底按考核情况发放考核报酬2万-3万元。政治上，打通和拓宽村党组织书记的发展空间。人文关怀上，加大对村党组织书记评选表彰力度，激发干事带民富激情。三是强化管理监督。推行党务、财务、村务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健全乡村监督机制，开展常态化、规范化的监督，严惩小微权力腐败。滨海县对村书记压实责任、挂图作战，制定村干部廉洁履职“十个严禁”，不称职的诫勉谈话直至免职。
（二）发动多主体参与，健全“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个不断探索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方式方法、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难点在基层，活力也在基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要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同时，四中全会还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作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重要方面。
“枫桥经验”最为根本的一条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动群众依法治理社会，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基层社会治理道路。“自治”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基点，构建“1（自治章程）+1（村规民约）+X（多个实施细则）”的乡村自治规则体系，还制定村民行为约束“负面清单”和劝导式“正面清单”。“法治”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准则，严格落实司法责任制，坚决执行领导干部禁止干预司法办案制度和政法干警“十个严禁”，做到公正司法、严格司法、阳光司法。“德治”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价值取向，推进全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构建“实践中心—实践所—文化礼堂”三级体系，打造城市文化公园、社区文化家园，打造“党风清正、权力清源、作风清新、干部清廉、村风清朗”为内涵的“五清”村居，建成运行了200多个村史、成就、孝德、乡贤长廊配套的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治理元素融合的文化礼堂，实现了德润人心、教化群众、减少矛盾。
“枫桥经验”作为中国特色基层社会治理的范例，经过50多年的创新发展，不断将科学理念和先进方法融入治理实践，化解矛盾于本地，消除冲突于未然，防范风险于无形，一步一步走向善治，走近善政，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三治”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方案，为我们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诸多有益的经验和启示。
（三）培养“三农”人才，激发乡村治理内生动力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业农村人才短缺的矛盾日渐突出。人才匮乏，乡村治理内生动力就不足。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指出，要加强“三农”工作干部队伍的培养、配备、管理、使用，造就一支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要想实现乡村治理关键在人，要不断壮大基层的人才队伍，为乡村治理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老百姓权利意识日益增强，基层服务需求多层次、多方面、个性化的特征更加明显，这就迫切要求乡村社会治理加快专业化人才发展步伐，以专业理念引领农民参与、以专业技能回应农民诉求、以专业服务增进农民福祉。要以标准化建设助推专业化。比如通过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利用一些院校人才培养的优势，根据乡村治理需求，进行针对性的培养。比如将培养“三农”专项人才纳入人才发展规划，研究制定加强“三农”专项人才队伍建设的专门政策，建立健全“三农”专项人才的发现和使用机制等等，逐步建立一支素质优良的专业化“三农”人才队伍。
（四）挖掘本土资源，夯实乡村治理的文化根基
任何一种治理模式的生成，都不能脱离地域乡俗、传统文化、历史条件和群众心理特征的土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作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促进乡村社会治理，必须借助传统文化的力量，关注、运用中国社会的文化特质，特别是源自传统文化倡导的道德伦理、以和为贵、礼义廉耻等稳定持久的思想文化底蕴，按照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的原则，寻求本土、多元、有效、文明的乡村治理模式。比如针对于“家长里短”的小事和矛盾，单纯靠法律手段解决，往往撕破了脸皮，而导致案结不了，甚至会从小矛盾上升为大矛盾问题，汲取以和为贵文化力量，以“和为贵”化解矛盾纠纷理念教育村民，推动健全乡村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机制，真正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
（五）发挥科技支撑，推动乡村治理的智能化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内容创新点之一便是首次将科技支撑纳入社会治理体系。社会治理创新中发挥科技支撑作用，是助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破解乡村治理难题，助力乡村振兴目标实现，科技支撑是不可或缺的治理创新举措。在乡村治理创新探索中，应坚持科技支撑、智慧赋能，智能化高速发展机遇，推动乡村社会治理提档升级。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其中，“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处于基础性的地位。乡村是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我们有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有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有亿万农民的创造精神，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撑，有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有旺盛的市场需求等。借助于这一系列优势，夯实乡村治理这一基础，推进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谱写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具有新时代意义。
一、乡村治理有效的内涵
乡村治理指的是在农村中以乡镇政府组织、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民间自治组织等多样化的组织网络为依托,是回应农村各种公共问题,提供农村公共服务,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升农民福祉与公共利益的过程。
围绕着乡村治理的内涵，笔者认为乡村治理有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治理主体多元化。既包括制度性的主体，如乡镇政府、村“两委”，也包括非制度性的主体如参事会、理事会、驻村工作队、监委会、社工组织，意味着乡村治理多方参与。第二、治理方式民主化，吸引越来越多的村民参与治理过程中，意味着协商共治，着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机制。第三、治理效果可视化，展现出村强民富景美人和的景象，让广大农民群众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有效乡村治理的时代意义
（一）乡村振兴战略贯彻落实离不开乡村治理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之后，在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也多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于如何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党中央、国务院制定并发布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对于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系列重大部署、系列顶层设计、系列重大行动安排，为新时代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提供了助益，足见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意义。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包括很多方面，既包括乡村产业、乡村文化、乡村人才等方面的振兴，也包括乡村治理的有序。因此要想顺利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加大对乡村乱象的治理，实现有效治理。
（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呼唤有效乡村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乡村最为突出。为适应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需要，必须不断补齐乡村发展中的短板以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虽然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于乡村治理进行不断的探索并提出一系列的措施促进乡村稳健发展。然而在乡村仍然存在着各种各样问题，比如非法集资、宗教势力强等状况下，必须通过切实举措破解乡村治理领域存在的问题，给广大农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环境，以适应新时代主要矛盾转化这一现实。
（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需要有效乡村治理
判断一个地方是否治理有效，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民心要相通，也就是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有所增强。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体现了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维护人民权益。“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发展的短板，广大农村群众在社会保障、基础教育、医疗健康等领域还存在着不少短板，乡村治理体系还不够完善，存在一些村霸等侵袭人民利益的行为，这表明农村居民的利益需要更好地维护必须从根本上补齐这些短板。因此，进入新时代要想实现乡村振兴必须建设现代化乡村治理新体系。
三、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促进有效治理建议
（一）坚持党建引领，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办好农村的事情，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党。党的领导是我们乡村治理有效的根本和基础。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的基础，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坚强战斗堡垒，是实现治理有效、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一是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实施“农村带头人”整体优化提升行动，吸引高校毕业生、机关企事业单位优秀党员干部、退役士兵等到村任职，选优配强村党组织书记。近年来，滨海县牢牢抓住村干部这个龙头，通过邀能人返乡、选贤人治理、派干部驻村，建强“领头雁”队伍。同时加强村干部的教育培养工作，注重组织培养，强化党性教育、法治教育、公仆意识教育，加大选拔和培养基层干部的力度，培养党员干部乡村治理的综合能力和素质。二是建立激励保障机制。经济上，提高村干部报酬，建立村干部报酬持续增长机制。滨海县近3年新增投入1.12亿元，大幅提高村干部报酬，建立村干部报酬持续增长机制和养老保险制度。除基本报酬外，年底按考核情况发放考核报酬2万-3万元。政治上，打通和拓宽村党组织书记的发展空间。人文关怀上，加大对村党组织书记评选表彰力度，激发干事带民富激情。三是强化管理监督。推行党务、财务、村务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健全乡村监督机制，开展常态化、规范化的监督，严惩小微权力腐败。滨海县对村书记压实责任、挂图作战，制定村干部廉洁履职“十个严禁”，不称职的诫勉谈话直至免职。
（二）发动多主体参与，健全“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个不断探索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方式方法、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难点在基层，活力也在基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要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同时，四中全会还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作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重要方面。
“枫桥经验”最为根本的一条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动群众依法治理社会，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基层社会治理道路。“自治”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基点，构建“1（自治章程）+1（村规民约）+X（多个实施细则）”的乡村自治规则体系，还制定村民行为约束“负面清单”和劝导式“正面清单”。“法治”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准则，严格落实司法责任制，坚决执行领导干部禁止干预司法办案制度和政法干警“十个严禁”，做到公正司法、严格司法、阳光司法。“德治”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价值取向，推进全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构建“实践中心—实践所—文化礼堂”三级体系，打造城市文化公园、社区文化家园，打造“党风清正、权力清源、作风清新、干部清廉、村风清朗”为内涵的“五清”村居，建成运行了200多个村史、成就、孝德、乡贤长廊配套的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治理元素融合的文化礼堂，实现了德润人心、教化群众、减少矛盾。
“枫桥经验”作为中国特色基层社会治理的范例，经过50多年的创新发展，不断将科学理念和先进方法融入治理实践，化解矛盾于本地，消除冲突于未然，防范风险于无形，一步一步走向善治，走近善政，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三治”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方案，为我们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诸多有益的经验和启示。
（三）培养“三农”人才，激发乡村治理内生动力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业农村人才短缺的矛盾日渐突出。人才匮乏，乡村治理内生动力就不足。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指出，要加强“三农”工作干部队伍的培养、配备、管理、使用，造就一支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要想实现乡村治理关键在人，要不断壮大基层的人才队伍，为乡村治理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老百姓权利意识日益增强，基层服务需求多层次、多方面、个性化的特征更加明显，这就迫切要求乡村社会治理加快专业化人才发展步伐，以专业理念引领农民参与、以专业技能回应农民诉求、以专业服务增进农民福祉。要以标准化建设助推专业化。比如通过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利用一些院校人才培养的优势，根据乡村治理需求，进行针对性的培养。比如将培养“三农”专项人才纳入人才发展规划，研究制定加强“三农”专项人才队伍建设的专门政策，建立健全“三农”专项人才的发现和使用机制等等，逐步建立一支素质优良的专业化“三农”人才队伍。
（四）挖掘本土资源，夯实乡村治理的文化根基
任何一种治理模式的生成，都不能脱离地域乡俗、传统文化、历史条件和群众心理特征的土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作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促进乡村社会治理，必须借助传统文化的力量，关注、运用中国社会的文化特质，特别是源自传统文化倡导的道德伦理、以和为贵、礼义廉耻等稳定持久的思想文化底蕴，按照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的原则，寻求本土、多元、有效、文明的乡村治理模式。比如针对于“家长里短”的小事和矛盾，单纯靠法律手段解决，往往撕破了脸皮，而导致案结不了，甚至会从小矛盾上升为大矛盾问题，汲取以和为贵文化力量，以“和为贵”化解矛盾纠纷理念教育村民，推动健全乡村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机制，真正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
（五）发挥科技支撑，推动乡村治理的智能化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内容创新点之一便是首次将科技支撑纳入社会治理体系。社会治理创新中发挥科技支撑作用，是助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破解乡村治理难题，助力乡村振兴目标实现，科技支撑是不可或缺的治理创新举措。在乡村治理创新探索中，应坚持科技支撑、智慧赋能，智能化高速发展机遇，推动乡村社会治理提档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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